布鲁克林公园（张维/图）
房间
去纽约前两周，我开始找住宿。当我在Booking上看到一张青旅床位最低也要人民币五六百元、正常价位八九百时，顿时觉得纽约不欢迎我。但我已买好前面两程的廉价机票，不管怎样，我得找到适合我的方式。我快速用中英文写了一段征房信息，发到微信朋友圈和Instagram上：
可以去你家借住吗？
计划10月24日晚到美国纽约，最终目的地是南美。因是自费旅行，纽约住宿过于昂贵，因此想寻找在纽约期间的住宿，沙发、充气床均可！朋友圈若有住在纽约的朋友，方便我借宿一日或几日，请私信我，自荐或推荐均可，非常感谢！
这几年，我无数次向陌生人问过这个问题——“可以去你家住吗？”2018年9月，我开始不租房的生活后，在许多陌生的国家和城市，住过许多陌生的房子。在德国柏林时，经朋友推荐，我加了一个陌生女性朋友的微信，询问可否借宿，对方一口答应。我在她家住了一周，直到和她一起度过新年。
跟过去一样，我的纽约求宿信息收获了一堆点赞和转发，很快便有人邀请我入住，他们中有陌生人，也有曾经一面之缘的朋友。当我确定好住宿之后，便再次对纽约充满期待。为什么一定要去纽约呢？对于热爱旅行的人来说，没有去过的地方都想去，再加上看过太多来自纽约的电影和文学，那里诞生了那么多令我欣赏的人。
抵达肯尼迪机场时，已是夜晚11点半。我独自坐地铁去布鲁克林。破旧的车厢里，除了我，还有一个赶夜路的黑皮肤男人。换乘另一趟市内火车时，我在中转车站迷路了，在走廊、楼梯和站台上来回奔走，没有找到一个工作人员，反倒看见无数或躺或站的流浪者。这便是纽约让我看到的第一眼。
潘一提前给我发来地址和进门方式。她是我的第一个房东，我发出求宿信息不久后，她在ins上私信我，说她的男友正在旅行，我可以来住四晚。她的房子是布鲁克林的传统美式住宅，最底层为半地下室，一楼高于地面半层，她和男友住在一楼。凌晨两点，我终于抵达。她揉着眼睛给我开门，宽敞的屋里透着温暖的灯光。
潘一是来自中国延边的朝鲜族人，刚刚研究生毕业，在纽约一家媒体做视频记者。由于她平时主要在客厅办公，便让我住房间，自己睡在客厅的大沙发上。房间刚好放得下一张白色的床，洗漱完躺上床，一切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就这样来了，住在一个新朋友的房间里。我醒来时，阳光洒满房间，窗外有个巨大的院子，爬山虎覆满对面的老建筑墙壁。
我从潘一家出门时已经是中午，门口两边的小院摆满了南瓜灯、骷髅等装饰物，一派万圣节气氛。我恍如走进了电影里的美国。住宅区的街道安静惬意，金黄色的落叶铺满地面。一转弯，便来到热闹的生活街区，旧书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身形肥胖的中年男人坐在铁制长椅上晒太阳，年轻男女牵着长腿狗散步。潘一的房子距离布鲁克林大桥不远，走十几分钟便到了布鲁克林公园。隔着河，对面是高楼耸立的曼哈顿。
没什么计划的我直接去了MOMA——纽约当代艺术地标，似乎不得不去。转了几趟地铁来到MOMA，这里直让我回忆起上海外滩建筑群间的街道。打破回忆的是，当我在街对面买下一根热狗充饥时，已是下午两点。街边没有餐厅，只有一个移动推车，咬下这根极普通的面包夹香肠，我才意识到它花去了7美元，也就是五十多块人民币。
贵——是人们对纽约的统一描述。不仅对中国人，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它是全美物价最贵的城市。小费是美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纽约，去所有餐厅吃饭都需要给小费。一般如果在餐厅就餐，需付至少20%的小费，如果是打包带走，则可以不付小费。潘一向我推荐了纽约最便宜且特色的食物——1美元披萨，在纽约大部分闹市区都有。在曼哈顿一个规模较小的中国城，我遇到一家小小的肠粉店，老板用地道的手工艺制作肠粉，这是在上海街头都找不到的场景。两个中国留学生边吃边聊天，不到10美元的肠粉应该是纽约为数不多的便宜且好吃的中国食物。
逛完MOMA，我走到不远处的纽约中央公园散步。穿过高楼林立的曼哈顿，跨过紧邻中央公园的马路，世界好像发生了变化。前者艺术、金融气息浓郁，后者则充满流浪感，裤子挂在一半屁股上的黑皮肤男人站在路边。再接着，下楼梯进入中央公园，瞬间便被野生的自然环境吸引，万万没想到，寸土寸金的纽约居然有如此自然的公园。走了一会儿，天就黑了。夜晚的中央公园通常属于流浪汉。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公园，回到马路上。后来，我开始找吃的，打开谷歌地图却发现价格昂贵，我并没有什么选择。我去了一家陕西面馆，吃了一个肉夹馍，味道很不错。
布朗克斯国家公园（张维/图）
厕所
一个白人男子纵身一跃，跨过闸机，跑向站台。一束溪流从生锈老旧的铁轨上缓慢流过，落叶漂在其中，一根白色耳机线遗落在枕木上。一群表演艺人抱着吉他在唱歌。对以脏乱差闻名的纽约地铁我早有耳闻，也曾在无数电影中一窥其貌，但身处其中时，仍被这种迷人的混乱吸引。我置身其中，挂着相机，却不知道该拍什么，仿佛一切都可以拍，而一切又都没什么可拍。
我最喜欢的比利时导演香特尔·阿克曼年轻时从法国来到纽约居住，离开时拍了一部电影叫《家乡的消息》。在这部电影中，阿克曼用安静细腻的观察镜头呈现了纽约的城市图景：街道、建筑、地铁、行人。影片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拍摄纽约地铁的长达十分钟的固定镜头，沉静的画面诉说着地铁空间的丰富、重叠、多维与想象，置身其中的行人仿佛在一个个舞台上，他们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
站在布鲁克林Broadway Junction地铁站台时，我忽然有种穿越感。电影画面和现实叠在了一起——铁轨上的锈迹、等待的人群、飞驰的地铁，仿佛都在重复某个既视感的镜头。我掏出手机，随手拍下眼前的一幕。镜头里，一个穿红裙的黑人女性站在对面的站台上等车。一个黑人流浪汉蹒跚着走到右边的垃圾桶里翻找。黑人女性远远注意到流浪汉，她一边玩手机，一边看了他几眼。一群人涌向站台，经过流浪汉。一辆地铁抵达又离开，站台上只剩下两三个人。黑人女性从手提的袋子里掏出一包食物，走向流浪汉，隔着一米多的距离时，她伸出手臂，把食物递给他。流浪汉把袋子放到垃圾桶上，开始吃。一列地铁在站台前停下，黑人女性的身影晃了几晃，便消失了。
拥有120年历史的纽约地铁催生了无数的艺术作品，但行走其中，比艺术气息浓郁的是尿骚味。纽约地铁里没有卫生间，但也可说，这里到处都是露天卫生间。纽约地铁24小时运行，既是这座城市的血管，也是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无论何时搭乘，总能见到躺在长椅上的流浪汉。
当我把“纽约的尿骚味”发到朋友圈时，很多朋友纷纷回应纽约没有厕所带来的烦恼。实际上，不仅是地铁里没有厕所，纽约的公园、街道也罕有公共厕所。如果有幸能找到，大多肮脏无比，且关门极早。我找到布鲁克林某公园的一个卫生间，到达时刚好下午4点，工作人员正在给厕所上锁。我进入曼哈顿中国城的一个公园卫生间，里面垃圾成堆，长久无人清理，令人作呕，一位华人女性咒骂着。公共厕所之外，如果你想钻进如麦当劳、肯德基等连锁餐厅使用厕所，必须先消费，再向工作人员索要卫生间的钥匙或密码。
纽约布鲁克林街头（张维/图）
面对人最基本的如厕需求，为什么一向提倡文明和尊严的纽约公共设施如此之差？我跟几个居住于纽约的朋友聊天，有人告诉我，纽约以前也有公共厕所，但由于大量的流浪汉在厕所居住，导致厕所内垃圾成堆，清洁人员根本无法清理。纽约市政府索性关闭大量的公共厕所。没有厕所，流浪汉只能在街上或是地铁里直接大小便。可想而知，人流密集度最大的地铁里弥漫着怎样的气息。外出步行，如果不认真看地上的路，很有可能便踩到排泄物。
在纽约，有的人厌恶这些流浪汉，看见他们便绕道而行；有的人学着与他们共处，遇到了尽量不发生眼神交流；但也有人主动施以援手，也许是几枚硬币，一个汉堡，甚或一个拥抱。人们通常把不要的食物放在街边垃圾桶上，便于有需要的流浪汉拿走。总而言之，美国政府几乎以“不管”的姿态给予流浪汉一种怪异的“自由”。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有点欣赏街头流浪汉拥有的自由度，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流浪汉是整个美国的一大景观。之所以说是景观，是因为这在如今的中国很难见到。2010年，我刚到上海时，游客如织的南京路上三三两两站着或坐着行乞的流浪汉，他们夜宿公园长椅或是桥洞下。2024年，流浪汉这个群体似乎不存在了。城市变得干净、整洁、有序且文明。不仅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国的小城、乡村亦如此。
我所解读的“自由”必然是被我主观赋予的。纽约容纳着各色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些流浪汉，有的人是主动，也有的是被迫选择这样生活。查阅资料发现，拥有850万人口的纽约，每128个人中就有1人无家可归，超过6.3万人在市政府的避难所中过夜，近4000人在大街上、地铁里等公共场所睡觉。流浪汉群体中，有瘾君子、精神障碍者、穷人……其复杂程度使得治安管理困难，让普通人面临着危险。就在2024年11月，一名刚刚获释一个月的流浪汉在曼哈顿三个地点无差别杀死三个人。
为什么美国拥有如此多的流浪汉呢？除了提倡自由的移民制度外，美国的经济体制使得个体在社会中能获得的支持和保障很有限，除了不间断的工作，他们很难时刻保住自己的房子和生活。2024年年初，据媒体报道，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的高知分子孙卫东，在美流浪16年后无意中被发现。他多年前获得美国绿卡，工作于华尔街，但因为遭遇经济危机、情感失意以及精神障碍而流落街头。个体在社会阶层中的滑落，几乎得不到任何关注。
纽约街头的人（张维/图）
艺术天堂
我住的第二个房子是朋友姬京璐的。她是我在国内有过一面之缘的导演，正在纽约学习艺术治疗。她也住在布鲁克林，但更偏远一点。她租住在一栋传统美式别墅的半地下室，空间由房间和客厅组成，客厅是她的工作室。客厅里刚好可以放下一张充气床，我在充气床上睡了一晚。夜里，猫咪Sandra一直在哭喊。
之后，我便搬到了第三个住所。那是姬京璐的美国男友Shane在布朗克斯的一套单身公寓。它位于公寓楼五楼，有一个客厅、一个房间，加上厨房和卫生间。屋子看起来年久失修，客厅的地板略微倾斜，门锁也不灵活，但那几天里我独自拥有所有空间。Shane在这里住了八年，客厅和房间里各摆放着一黄一白两只冲浪板，冰箱上贴着他和家人的合影。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五天，每天去附近的折扣超市买菜，做简单的早晚餐，通常是鸡蛋、酸奶、沙拉和燕麦。
位于纽约东北部、紧挨Hudson河的布朗克斯与布鲁克林截然不同，这里显得失序而混乱，随处可见流浪汉在公寓楼下徘徊。从地铁站到公寓要经过一条黑乎乎的街道，那里的建筑正在翻修，路上搭了脚手架，我需要从脚手架下穿过。第一晚抵达时，我看到一个年迈的流浪汉在脚手架下徘徊，不禁忐忑，除了他，只有我一个路人，靠着脚手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通过。
布朗克斯，最早是白人移民区，二战后涌入大量非洲和拉美移民。这里曾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贫民窟、中产、富人区交错分布，街头混杂着历史的气息。纽约的阶层分化明显，仅仅是走在街上便能感受到。从我所住的公寓往Hudson河走去，路上会经过一片别墅区，一栋栋独立且设计感十足的房子散落在树林间。
纽约在混乱中拥有着自己的秩序。都市、艺术和自然，纽约总是很轻易就将这些元素完美结合起来。在纽约的街头走路时，心中常常狂喜，前一脚还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下一脚就是狂野的自然——不是精致的小公园，无论是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布朗克斯的国家公园，还是罗斯福岛的绿地。
在布朗克斯时，我徒步走到Hudson河边的国家公园，街道都铺满了金黄色的落叶，葱郁的树木掩映着几栋散落在坡地上的独栋别墅。进入国家公园宛如突然闯入中国某个深山老林，纤细的土路蜿蜒在深深的森林里，空无一人。我一半惊喜、一半忐忑地进入森林，不确定是否安全，但又抵挡不住自然的诱惑。我太喜欢这充满未知的狂野自然，在中国的大城市几乎无法找到。森林深处，一个年老的美国男人独自坐在一棵枯木上发呆，沉默地望着远处的Hudson河。我经过，他轻声问候了我。
除了欣赏自然景观，我大部分时间在逛展和看电影，像集邮一样去电影院和剧场。毋庸置疑，从艺术史或是商业角度来说，这里有最好的艺术品。它们被存放在各大博物馆中，钻进一个博物馆，一整天都看不完令人眼花缭乱的藏品。除了大都会博物馆、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等众所周知的博物馆外，纽约街头也散布着大大小小的艺术空间和地下画廊。经朋友推荐，我去探访了地下Tutu画廊。它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半地下室，画廊主人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留学生。她来纽约读书后，便开始把自己租住的一室一厅做成对外开放的画廊。画廊正展出两个来自印度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有绘画和装置，作品很好地与房子融为一体。
地处曼哈顿的切尔西旅馆也是纽约独特的建筑存在。这座始建于1883年的砖红色建筑，内有400个设计不同的房间，自上世纪起，无数年轻的诗人、音乐家、作家、导演、艺术家等从各国来纽约寻梦，这里曾是这些追梦者的天堂。贫穷的艺术家们付不起房租，旅馆老板凭着对艺术的热爱，收留了他们，比如作家马克·吐温、音乐人鲍勃·迪伦……导演库布里克和剧作家亚瑟·克拉克一起在旅馆里创作了《2001太空漫游》。有的人在此短暂居住，也有的人一直住到离世，沉溺于毒品的性手枪乐队主唱在某天醒来时，发现女友被杀死在血迹斑斑的浴缸里。
但我在这里失去了创作的欲望。我的行为艺术家朋友吕德生问我，你在纽约有遇到过搞行为的吗？我说，满大街都是流浪汉搞行为。万圣节晚上，许多人打扮成各种样子，我却被地铁站内一个躺在地上的流浪汉吸引，他正一边打滚，一边将自己裹进白被单里，这宛如一个艺术现场。在纽约，这样的他很常见，不会有人驻留观看。而在这样日常的街头，一个人故意要去做行为艺术，便显得非常正经。一个行为艺术家成为一个正经人，实在有点搞笑。
纽约的很多博物馆票价昂贵，但每周会有免费开放日。我在纽约的最后一天，来到了皇后区的The Noguchi Museum（野口勇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周五是免费参观日。我笑着说，I'mlucky。野口勇是一位日裔雕塑艺术家，我不了解他，但展览空间还是吸引了我，一楼天井有三棵大树，天井的光线斜斜射入展馆深处。我从一楼走到二楼，到处都是透明的玻璃，有些地方分不清是墙还是门。我的鼻子就跟其中一块玻璃发生了碰撞。
那会我准备离开，看到那只铁把手，以为是门，走上去，瞬间就懵了，我捂着鼻子，疼痛让我一下子说不出话。一个白人女孩尖叫了起来，她带我去了展馆服务台，说我撞到了玻璃墙。有位黑皮肤工作人员说，他也撞到过。她给我拍了一张侧面的照片，我看到鼻子流血了，上面隆起，下面塌下去，第一反应是鼻骨断了。工作人员拿来了消毒水、创口贴之类的东西，她带我进入卫生间，帮我清洗了伤口。几个黑人工作人员和白人游客都围着我，问我能不能呼吸？按鼻翼会不会痛？他们试图确认我的鼻骨断没断。女孩和她的同伴问是否需要帮我叫车去医院，随后又问我有没有旅行保险，我才想起来出国前忘了买保险。
我很担心鼻骨断了，次日上午还要飞去芝加哥。这会已经是傍晚，如果要看医生，就得尽快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旅行的过程中受伤，内心充满恐惧：一方面我从未做过旅行攻略，对美国的就医流程及价格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我很担心可能需要做手术。接下来，我体验了一把美国的就诊过程。
我告诉了几个纽约的朋友我受伤了，想去看医生，做个简单判断。我跟她们大多是来纽约之后才认识。其中，佩悦和我来自同一家媒体，我们之前是网友，但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她问我，需要过来吗？一向怕麻烦别人的我当下却表示，希望她来。她先是帮我找到附近一家诊所，我自己过去了。等她来时，我被这家诊所拒诊。接着她又打听到法拉盛的一家华人诊所，陪我坐地铁去看病。
抵达法拉盛时天已经黑了，走在路上，看到挂着中文招牌的华人餐厅，让人感到熟悉。穿过马路和人群，我们来到诊所。我原本只想看下鼻子是否骨折，但看医生前先要缴费挂号，挂号费是125美元。晚上这里已经没什么病人，我是唯一一个，前台护士似乎急着下班，不耐烦地等着我。我犹豫了一下，只得忍痛付费。很快护士就喊我进去。
诊室很干净明亮，好像跟美剧里的场景差不多。一位年轻的华人女医生接待了我，她让我坐到诊室中间的圆椅子上，先是在我的鼻子周围摸了摸，说应该没有断。后来，她又补充说，即使断了，鼻子也无法做手术，只能等它自愈。听到这句话，我不禁想，那何必来看医生。接着，她耐心地给我重新消毒，换上新的创口贴，又给了我几种药，嘱咐我如果不舒服吃哪片药。最后离开时，她还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她的中英文名字，职位是“家庭医生”。她让我有事联系她，或是之后来找她复查。美国的朋友听说我花了125美元，纷纷表示，在美国高昂的医疗体系下，这不算贵。这之后，我开始紧急购买旅行保险。
纽约街头等公交车的人们（张维/图）
纽约客
看完医生，晚上我带着贴了创口贴的鼻子去见了摄影师刘涛。刘涛曾在合肥一家水厂工作，工作内容是抄水表。其间，他十年如一日地在合肥同一条街道上拍摄，以极其独特的视角呈现了中国城市普通人的鲜活样貌——日复一日卖肉的老板、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他们与生活的环境形成了一种神奇的张力。但2022年10月，他突然辞去体制内工作，举家来到纽约生活。几年前，有编辑约我采访他，那时我不确定要写些什么。但我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也关注着他的动态，直到得知他搬到纽约，颇感好奇。来美国之前，我便联系了他，这是我们在纽约第三次见面。
我们依然约在皇后区罗斯福大道地铁口见面。从地铁口出来，下天桥，到地面，我站在街角一家商店门口等待刘涛，顺便观察起这条街。与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不同，皇后区是第三世界的混合体。南美人、中国人、中东人、非洲人等聚集于此，呈现出一种荒蛮生长的生命力。街道两边林立着各式各样的小商铺，人行道上也遍布摊贩，来来往往的人们脸上都透出谋生的疲惫感。
刘涛刚到纽约时，就住在这附近，看到这里就像中国的城乡结合部，觉得很兴奋，创作的热情也被激发。他每天在皇后区街头行走六七个小时，继续观察、拍照。一年来，他熟悉了街道两边的商铺老板、居民和行人的特点，边走边热情地向我介绍着。有时看到两个男人在面前接吻，有时深夜遇到落叶把醉酒的人遮盖起来。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女店主给流浪汉食物，还给了他一个拥抱。这是他在中国从来没见过的，深受震撼。
在纽约的十天里，我和他在皇后区步行了三次，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每次都是他带着我走，沿着地铁轨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说话声都被头顶轰隆隆的地铁声淹没。最后一天，我带着佩悦一起来见他，我们没有走很久，而是钻进一家麦当劳店里聊天。在美国，当中国人坐在一起时，谈话自然逃不开身份问题。
在纽约，人们讨论最多的便是如何留下？潘一也面临着能否留在美国的问题。她的亲朋好友大多移民去了韩国，她喜欢美国，想留下来。毕业生在美国有了工作后，学生签可以延期一年，一年后要面临工作签抽签，看是否可以留下。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最快的方法是结婚。
我跟潘一去参加了一场纽约媒体人的聚会。聚会地点在其中一个媒体人家中，每个客人都带了一些食物来，潘一烘焙了饼干，这是她在聚会时的拿手手艺。她当时的经济压力较大，父母曾借钱供她读书，月薪3000美金的她每月要帮父母还款。聚会上，每个人都说着流利的美式英语。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在媒体工作的中国人。在纽约一家媒体工作的C极具魅力，工作之外，她还跟几个朋友一起做播客。她在纽约读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留下工作。她和男友曾约好，谁先拿到绿卡，就结婚，男友先她一步拿到，第二年，他们在墨西哥坎昆举办了婚礼。
刘涛迅速适应了纽约的一切。他和家人在这边租了房子，妻子在学校做助教，女儿上学。他觉得纽约很包容，只要有一份普通工作，就能生存下来，获得尊严。纽约用厕所不方便，吃饭贵，他就每天出门前上厕所，路上不吃不喝直到回家。纽约街头不能喝酒，他就不买酒。但他享受着这里的自由感，他在合肥时与身边的人不一样，家人、同事和邻居都不理解他，觉得他有病，没有人和他说话。现在他每天在纽约的街头观察，“美国是个大杂烩，每个国家的人，把自己好的东西带来了，不好的东西也带来了。比如华人拖地，拖完了把脏水直接往街上一倒。”
人人都是纽约客。当我在别的国家时，当地人会把我当作游客，但在纽约，你可以完全隐藏自己。但这也意味着，没人在乎你是谁。你可以在西村街头穿短皮裤跳热舞，也可以留着胡子、画着浓妆。华盛顿公园里，不同肤色的音乐人席地而坐，非洲鼓、电子琴、手铃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乐器融合在一起，人们唱歌跳舞。
我和曾经的媒体朋友见面，她如今在纽约工作，业余时间讲脱口秀，我们聊到中国人在纽约用什么语言写作。我看到在纽约的中国人已经在用英文写作，这样会收获更多的英文读者，但同时也会失去一些中文读者，而中文写作同样难以进入英文的世界。不同的语言建构起不同的世界，也许有沟通，但总的来说，还是两个世界。
一天深夜，我独自去曼哈顿与潘一汇合。宽阔的街道上没有行人，紧闭的建筑外躺着三三两两的流浪汉。他们裹着脏兮兮的被子，在风中睡得很安详。还有一个可能是喝醉或吸毒了的流浪汉，边踢着酒瓶边咒骂着什么。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经过他，便绕到对面马路。在那里，我又看到一只硕大的老鼠，在街头大摇大摆地走着。我感到自己闯入他者的领域，深夜的曼哈顿不属于我。
（文中的潘一、C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张维
责编 杨静茹
